电焊工陶崇海

陶崇海去世时满脸血迹，睁着眼睛。

“6月2日是个大晴天，大约二十七八度。”工友罗启东告诉我们。陶崇海这天本不该来939号罐上工，他是替别人来的。施工中间，他从罐顶下来过一趟，取焊条，如果多磨蹭一会儿就能躲过这一劫，“他干活太实在了”。

陶崇海今年39岁，有两个孩子。大女儿上初三，月底就该中考了，这些天根本没心思学习。小儿子9岁，爸爸出事后一句话也不说。6月4日就是女儿生日，陶崇海生前答应她，生日那天会给她包饺子吃。

事发当天，陶崇海在厂区吃的午饭。姑姑家的二表哥碰到他，还把头一天的工资先放在陶崇海这里。因为不是正式工，他们的工资都是按天结算。陶崇海妻子说：“那天是星期日，我领着孩子买鞋去了。”吃完饭，陶崇海给妻子打了个电话。“他还问起我妹妹家蛋糕店装修的事，材料买好了吗，他说下班以后可以去帮忙。”

13点多，陶崇海等四人去车间找安全员办“动火作业票”。一联合车间是生产乙苯、苯乙烯的车间，在2012年3月已经停产，而939号罐所在位置是储存重油等残渣油料的地方。据工友讲，一联合车间分为催化车间和乙苯车间(或称“一苯车间”)，当天的作业归乙苯车间管。“动火票”上面写着工作属地和作业项目，需要动火作业人签字，也就是陶崇海和姚衷利；需要作业单位负责人的签字，也就是林沅建筑公司的队长；还需要属地监护人的签字。因为林沅公司的工人不是中石油员工，所以每次干活都有一名作业地所属车间的内部职工作为监护人。

“动火票”分三级，这次开的是一级火票，最危险的一级。因为作业内容是更换仪表平台。“这是个危险的活儿，要在严禁烟火的油罐上开火。”仪表平台长两米，宽一米半，位于罐体上部。储油罐的周边焊接有扶梯，仪表平台就处在扶梯围栏与罐体仪表中间，工作人员站在上面可以检修仪表和控制阀门。平台板锈了，得换块新的，由气焊工先把旧的平台板切割下来，再由电焊工把新的焊接上去。14点左右，办好了票据，四人开始干活。

14点20分左右，939号罐发生闪爆。到底是一声、两声还是三声巨响，不同人给出不同的回答。陶崇海的二表哥当时正在距离爆炸地点150米左右的202号塔上除锈。他告诉我们，一开始好像是一团白雾，紧接着是红色的大火球，然后就是浓浓的黑烟，味道很刺鼻，熏得人眼睛疼。大家慌了神，纷纷从高处顺着扶梯或爬梯往下逃，还有年纪轻没见过这阵势的瘫坐在地上，被旁人拽起来拉着跑。“我拼命奔出厂子的3号门，出来时已经有成千工人在外面了，好多人衣服上都落了油点子，还有被烫伤的。”工友何祥五告诉我们，“那个黑烟像是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起码有60米高，比储罐旁边的烟囱高多了。”

听到爆炸声，陶崇海的妻子赶紧跑到3号门打听情况。“天上掉下来的油点子就像下小雨一样。”心想着丈夫最多受点伤，可最终噩耗传来，“孩子就扒着大门口呜呜地哭”。向我们讲述时，陶崇海妻子一度情绪失控，撕心裂肺地呼喊起来。

“你知道那爆炸有多大劲儿吗？储油罐的罐帽(罐体顶部)都被弹飞了，落在10多米外的道上。”一位知情人告诉我们。爆炸时，陶崇海和姚衷利就在灌顶。落地后，陶崇海口袋里的小手电筒都被压扁了。陶崇海的一位亲属说：“他脑袋上罩着网兜，医生说不能拿下来，我一摸稀咕囔的，后脑勺都裂了。我们把他扶起来，想给换上干净衣服，脑瓜骨一下就开了，七窍流血啊。”

出事后，陶崇海的妻子基本没吃过饭。她念叨着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念叨着2007年一家从黑龙江来大连就是为了培养这两个孩子，盼他们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念叨着这下女儿的中考可怎么办，这不是耽误孩子一辈子吗。她掏出来陶崇海死时身上装的钱包，里面有身份证、大连石化外来人员入厂证、电气焊证、特种作业操作证、大连石化进场施焊证。“这是2007年办的，已经过期了，你看，这是今年刚办的。”说着说着，她又哭了。

管工张洪伟

有媒体报道说发生爆炸的油罐是10万吨级，一位知情人回应说没有那么大。他画出了爆炸现场方位图，一排油罐一般是6到8个，939号罐应该是从南往北数的第二个罐。着火油罐的西边是一大片油罐区，东边是乙苯车间。“最怕连环爆炸，还好当时刮的是西南风，黑烟往金州那边吹了，要是火势往反方向走就惨了，不知道会点着多少油罐。”

工友中传言，当时939号罐的安全阀没顶到底，也就是存在相当大的爆炸可能。也有人说这是林沅公司想把主要责任推到中石油身上。储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柴油还是乙苯，装了多少，还没有权威版本发布。流传较多的说法有二：一是939号为空罐，除了罐壁残留物没有液体；二是罐中存有半罐柴油。我们就此联系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总经理冷胜军的秘书与负责对外联络的王卫站长时，均未得到答复。

新闻发布会同样回避了这一关系到事故责任的核心信息。在短短5分钟、没有安排记者提问环节的发布会上，大连市安监局副局长李昊说，6月2日14时20分左右，939号储罐罐顶突然发生爆炸随之着火，并相继引起936号、935号和937号储罐着火。2013年按照公司隐患治理计划，中油七建负责对939号储罐仪表平台进行更换，委托给大连林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业。

一般情况下，油罐“停检”得先抽油，抽干以后通风15到20天，然后探测里面是否有毒，空气是否供氧，再然后才能检修，往装置里压气，往阀门上喷洗洁净，看是不是漏气。罗启东说，如果装置存油或者漏气，动火作业无疑非常危险。一位同样在厂区做工的家属则叹息道：“如果知道里面有半罐柴油，他说什么也不会干这个活儿的。”

根据大连石化第一时间的通报，事故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失踪。未找到的两人正是张洪伟与石成泉。当天，有近百辆消防车和300多名消防官兵赶到现场。此外，爆炸地点距离大连石化自己的消防队大概100多米。当晚，清理人员穿着靴子、戴着口罩或烟雾呼吸装置进行现场清理，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焦油烟味，地上的油水混合物没过脚面。工友何祥五说，其中两座油罐全部烧塌，钢板坍缩在基座处。

两人的尸体到6月3日晚上才发现。何祥五的同乡见了尸体，说已经烧得焦黑。张洪伟的家人告诉我们，他到6月5日才在大连市法医鉴定中心见到尸体。烧得已经很难辨认了，得做DNA鉴定。

张洪伟身高1.75米，中等身材，是抚顺清源人。今年32岁的他有两个孩子，大的9岁，小的只有8个月。“他人特别好，安排工人干活的时候，总是替我们着想。”罗启东说，爆炸时，平台板替换的活儿已经差不多了。张洪伟当天穿着单位发的蓝色工作服和工作裤，戴着红色安全帽，还有自己花钱买的一双55块钱的“劳保鞋”。

张洪伟在林沅干了五六年了，是个技术“大拿”，一个月干满30天能拿5000多块的工钱。他会管工也会电焊，什么活儿用多粗的管子，多大的螺丝，全靠他安排。四名死者均属于林沅公司的第一队，张洪伟是他们中间干活的“头儿”。林沅公司有5个队，第一队到第四队每个队有30人左右，还有一个土建队有70多人。按照工程流程，土建之后是仪表平台更换。林沅公司土建队邹队长带着工人已经作业3天了，他们完工以后才轮到电焊气焊上。

罗启东告诉我们，有看过大连石化内部监控录像的人跟他说，当时张洪伟正在地下扫地，石成泉也站在罐底旁边，939号罐突然闪爆，几秒钟内接连响起爆炸声。当时作为大连石化正式职工的属地监护人离油罐30米左右，他脱了鞋，正在晾脚，爆炸后光着脚就逃命了。另有一种说法是这个监护人命大，爆炸前正好接到他们班长的电话让他回去取东西，躲过一劫。

气焊工姚衷利

姚衷利去年一年赚了5.6万块钱，这是他除了大年三十之外几乎每天上工的结果。他的一位亲属说：“林沅公司春节放假，他就去别的地方找活。中石油下雨天不让上工，那天就没工资。”姚衷利今年42岁，大高个。一家三口来大连石化附近干活有3年半了。

“我们两点半给他打电话，打了两遍，打不通，就觉得出事了。”姚衷利妻子说。她从干活的南关岭赶来，和儿子在大连石化3号门外等。林沅公司的熟人告诉她，救护车去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大约15点10分，姚衷利和陶崇海的家属赶到了医院门口。陶家没人收到林沅公司的通知，是陶崇海的二表哥跟着救护车追了3公里，追到医院才通知了家里人。“赶到了医院，保安和警察居然不让家属进！有三四个人把我们往外推。”姚衷利的妻子很愤怒。两位妻子试图冲了3次都被堵回来，这时保安把装有姚、陶二人衣物的黑色塑料袋拎给家属，姚衷利妻子吓坏了，腿都站不住了。

陶崇海的外甥告诉我们，他最早到医院，从虚掩的门缝看到，姚衷利和陶崇海都躺在一楼急救室里，里面只有一个男大夫站在旁边。因为消防救火，他俩身上的衣服都是湿的。很快，门口两个保安就把他拉出医院。

当晚22点左右，家属终于见到了尸体。“姚衷利送到医院几分钟就死了，陶崇海送到的时候已经没气了，为什么不让我们见尸体！还说什么全力抢救。逃避责任！”一位家属厉声吼道。23点多，尸体被转移安放至金州殡仪馆。

对此，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李修蛟律师认为：“厂方这样的做法是不人道、不合理的。说是出于鉴定或者调查的需要，不让死者家属尽早看到遗体，是为了减轻工作难度，防止闹事。但是，对家属而言，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法律程序来要求厂方必须第一时间让家属见到遗体。”

事故发生后，四名死者的家属们被安置在甘井子区吉祥宾馆的一至二层。吉祥宾馆背后的停车场上满是写有“严禁烟火”字样的油罐车，另一侧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大连分公司的办公楼。

之后3天，家属和责任方发生了数次激烈争吵，也有身体冲突。一位家属说：“中石油和中油七建的人到现在也没见过，林沅老板杨福顺只来过一次。管生产的汤洪波倒总来，他是杨福顺的小舅子，可他跟我们吵架。5号我们去大连石化2号门哭过一次，中油七建一个叫贾立志的才跟我们接触。”

因为工作不到位，责任方与四名死者家属之间的沟通十分困难。当提出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查时，姚衷利妻子极力反对，担心这是对方在冲突之后的报复：“我丈夫的尸体是四个人里面唯一的全尸，绝对不同意什么解剖尸检！”

爆炸事故发生后，消防官兵全力展开施救

力工石成泉

6月2日事发当晚，我们赶到厂区3号门。当时三名中石油的保安和一名大连市的警察称，没有大连市委宣传部的批准，拒绝任何媒体进入。站在海茂路上，能看到厂区内尚在运转的设备灯火通明，十几位消防员出入大门对面的小卖部。

6月3日，一批临时工被召集进厂，用锯末和沙子吸收道路上的油污，清理工作于4日晚间完工。而3日当天，除了清理现场以外的所有外包公司的工人不得进厂。

何祥五告诉我们，爆炸地点距离3号门600米左右，有隔离带围着，附近地面依然发黑，他想拍张照片也被警察呵斥住了。储油罐一般是2万和5万立方米的体积，分为大小罐，高度从七八米到10多米不等。死者石成泉的身高只有1.6米，在高约10米的储油罐面前，他显得如此矮小。

50多岁的石成泉是内蒙古呼伦贝尔人，圆脸，爱唠家常，爱开玩笑，人缘好。他干的是力工，就是给大工递个工具，出力的活儿。“最好的大工一天能有180块钱，大多数是130块钱一天，像力工这样的一天是110块钱。”这是石成泉来林沅公司的第一年。他之前的经历与众多临时工相仿，出来打工10多年，之前多在建筑工地上干活。

石成泉的宿舍在林沅公司的一楼，一屋9个人，都是他的内蒙老乡。出事前一天晚上，他还坐在床铺上跟大伙儿唠，“吃的啥，去哪个公园了，扯些没用的”。工友们提起老石都说他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妻子苏凤华来到大连后悲伤过度，数次昏厥。她目光呆滞，拉着女儿的手，不许她离开自己片刻。女儿石姗今年21岁，儿子石磊17岁。“我爸舍不得买东西，穿的都是拣别人的，吃的买坏得不行的。我弟昨天去他宿舍收拾东西，床上一袋子西红柿，都烂完了，说是他花一块钱买来的。”石姗说，“家里有15亩地，我妈妈一个人种，一年有几千块钱。剩下我们三个都出外打工。我家住的是两间草房，今年翻修房子也是村上给盖的。我爷爷、姥爷、姥姥三个老人都瘫痪过，家里特别困难。”

这里像石成泉一样的农民工有很多，他们大多住在3号门对面的平房聚集区中。10个人一屋，上下铺的床连在一起。他们早上8点上班，下午17点下班，除了过年回家，全年无休。“有时候大装置的检修要好几百人一起干活，来自不同的工程公司，各干各的项目，有土建、铆焊、保温等等。”

这些临时工中很多是做设备防腐的，这设备包括厂区内上千个储油罐，还有生产装置、输油管等。储罐根据有无保温层分为两种。有保温层储罐的基础机构是钢板焊接而成的封闭罐体，外围是海绵，再外围是铁皮。时间久了铁皮生锈，海绵腐蚀，不利于保温，还可能泄漏，因此需要定期更换。更换时，扎架队先在罐体外围搭建钢管形成稳固的脚手架，然后打磨队拆去旧的铁皮和海绵，给罐体打磨铁锈，再接下来刷漆队刷漆，换上新的海绵和铁皮。“每个罐大概三四年更换一次吧，一年起码有30个储罐要做防腐。”何祥五说。

说到这份工作的危险，部分工人在这次爆炸后才突然意识到。一些人心里清楚却面露无奈：“我知道，这里工作易燃易爆、高温高压、有毒有害，可我们得挣钱啊。”大多数人的安全意识仅仅停留在“进厂不让抽烟”这条规定上，缺乏对危险的判断和自我保护。“我们每天早上开安全会，各级小队长干活前也会讲安全。但哪个活儿究竟有多危险就不知道了。到底安全不安全，不是有中石油的安全员嘛，我们队长也得管我们的安全呐。”

工程转包

中油七建与大连石化同属中石油，是一家工程建设单位。林沅公司从这样的国企手里拿活儿，给其一定比例的提成。从杭州地铁塌陷事故到上海胶州路“11 15”特大火灾，工程转包的危害众所周知，同类事故却层出不穷。

实事求是地讲，大连石化这种规模的国企确实需要一些私企来承包工程，应对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中油七建也需要某些私企来分包项目，解决复杂工程中小部分不对口的专业领域难题，但越来越多的工程转包在实施中变了味道。

知情人讲，大国企员工待遇稳定，干多干少都一样，缺乏积极工作的动力，完不成的任务量直接包给其他私企工程队就行了，工资照拿。像大连石化工程公司的工程除了少部分是国企员工在做，大部分靠外包给私企工人来干。“一个月5000块钱的工资是定的，吃大锅饭吃惯了，谁那么彪愿意多干啊。”

林沅公司是去年才改的名字，之前叫新港公司。老板杨福顺的妻子叫汤丽娟，她弟弟杨洪波担任生产经理。据一位知情人讲，汤丽娟已故的父亲曾在大连石化的安全环境保护处任职，所以林沅公司有些内部关系，常能承包一些大项目。另外，有的企业为了能承包到更多项目，曾请石油厂有关领导出国旅游。

本来，大连石化对这些企业的工人管理严格。“进厂必须有入厂证，两米以上作业要有登高证，焊接要有动火证。工作时，安排你在哪个罐体工作，就不允许离开这个区域。上岗前的安全培训要一个月。干活时有属地监护人看着，每道程序完成后有人来验收。”这些安全规范的执行，常常造成“动火票”等票证“一票难求”的局面，势必延长每个工程的工期。

然而，私企老板要想赚钱，就得多接项目，就得缩短工期。而且，工人的工钱按天结算，所以工人没有动力赶工期，做哪个项目都一样。但如果工期拖久了，私企老板就得赔钱。于是，常常有工程老板勒令工人在没票据的情况下抢活、偷干，说些“出了事老板担着”的话。“没有安全员批准的票据也敢违规作业，这是存在的，你说这不是不把工人的命当回事吗？”知情人愤怒地说，“事后，老板们只要给车间领导塞点钱这事就过去了，人家的关系早就打点到位了。”

为了缩短工期，一些转包工程的私企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倾向于选择前者。例如，进入“卧罐”清理聚合物时，罐内气体对人体有害，防护效果较好的工具叫“象鼻子”，工人把漏斗一样的东西套在脑袋上，通过长管连接到外界空气，因此长管千万不能过度弯曲或被他人踩住。这样一来，入口每次只能进一个人，大大影响了清理进度。“除非气味特别刺鼻，一般施工队长会让大伙戴着活性炭的口罩一块进罐开工，过滤口罩的防护效果肯定不如直接吸自然空气。”

据知情人讲，本次事故之前，林沅公司已经死过两个人：一次是2008年的大连石化再生水二期工程，施工时没有按照规定设桥板加固，导致挖坑时塌方，一死多伤；一次在大连石化的二催化车间(音)，施工时同样没有遵守必须杜绝立体交叉作业的规定，吊车平台板滑落，6毫米厚的平台板把站在吊车下方的人的脑袋给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