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到今年反复出现的雾霾，正在“倒逼”国人进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煤炭遭遇人人喊打，在政策引导和补贴下，天然气成为首选的替代能源。

一城如此，一地如此，一国如此……在各地政府雷厉风行的环保政策之下，我国天然气需求迎来爆炸式增长。哪怕在传统淡季，北京、石家庄等地也出现了资源紧张的局面。这一切警示人们：今年冬天必然是保供形势严峻的一个冬天。

严格地说，天然气生产企业从夏天的形势已经预见到需求的不受控制了。但是，天然气产量不是说增加的，进口数量也与国外有着严格约定，唯有LNG现货的购置相对灵活。可以说，由于天然气数量的不足，只能随时准备“拆东墙补西墙”，让不太紧急的需要为供暖、做饭等城市燃气用户让路。

在捉襟见肘的窘状中，人们不禁反思：为什么天然气需求如此激增？大规模“煤改气”是否进行过严密而科学的测算？用行政手段治霾，让天然气承担起全社会的“环保重担”，到底是否理智？

理智与否，首先要看资源基础。

我国天然气储量并不丰富，仅占全球常规天然气储量的1.7%，且新发现和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中致密砂岩气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不易开采。页岩气和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估计加上煤制气到2015年总共只能供应100亿(标准)立方米的商品燃气。产量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增长，这是我国天然气面临的自然限制。

随着西气东输管道群、陕京管道群、川气东送等管道的贯通，我国天然气消费市场呈井喷状增长。2000年至今，我国天然气消费量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去年达到1475亿立方米，与2000年相比增加5倍有余。而天然气生产则追赶不上消费量，去年只有6.5%的产量增长。2012年气焰才低下来的“气荒”，2013年又按压不住地露出了苗头。

以一贯不足、只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5%的天然气替代长久以来占据一次能源消费结构68%以上的煤炭，无异于天方夜谭。

其次，从经济效益看，未必能承担煤改气的代价。

燃气价格远远高于煤炭。每千瓦时热值的天然气价格大约是同样热值煤炭价格的2-3倍。燃气的市场价格为每立方米3-3.5元左右，折合每千瓦时热值的天然气价格为0.3-0.35元；而一吨热值为5000大卡燃煤的市场价格为500元左右，合每千瓦时热值的煤炭价格为0.1元左右。

目前，很多人忽略价格因素，因为进行“煤改气”是有政府补贴的，且天然气的价格相对低廉。但是一旦经济情况恶化，或者天然气真正按照商业化价格运作了，这些补贴政策是否仍然可持续呢？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刘毅军警示，理论上讲，突然放大的需求可能突然收缩，特别是需求是由政策因素突然大幅“催生”的。2009年，我国天然气就出现了由供应紧张迅速转变为供应过剩的情况。这对天然气行业的打击是巨大的。

“如果把北京市所有燃煤发电厂的烟气处理设备更新改造，把烟气中的颗粒物浓度降到较低的水平，其成本比煤改气工程要小得多。”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的建议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思考方向。

第三，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说，如今并不适合大规模进行“煤改气”。

我国天然气工业大规模发展起来是从2001年开始的。当时的用气结构与天然气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发展了一些低附加值的天然气化工企业。但是，要淘汰落后产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煤改气”也不是结构调整的优化方案。

依靠锅炉直接燃烧宝贵高昂的天然气进行采暖，是最原始、最不节能和最不经济的技术。大规模采用这种低层次的利用技术，会导致城市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冬季高峰与夏季低谷差异巨大，供气公司效益低下。

“很多‘煤改气’项目采用置换的方式把天然气当成煤炭来烧，极大地浪费了天然气。”刘毅军教授表示。如果采用分布式能源等方式，天然气的利用效率能够提高几十个百分点。对于素有“富贵气”之称的天然气，这才是它们最好的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