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至今的中石油反腐风暴依然势头不减，最新的出局者，是中石油印尼分公司原负责人魏志刚。去年底，业内就风传其已被有关部门调查，如今终于得到了中石油的确认。

分析人士认为，魏志刚的调离被查，仍与蒋洁敏腐败窝案有关。中石油早在2007年即进入印尼市场，目前已是该国第七大石油生产商。而正是2007年始，蒋开始全面执掌中石油。这两个时间的契合，或并非巧合，中石油在蒋洁敏时期曾进入了很多本身不够规范的国家和地区，出高价收购了不少储量小、品味低的油田，由此造成大量腐败和利益交换。

抛开政治斗争不论，中石油的这场风暴，其实暴露了长期存在的中国石油体制痼疾：在行业层面，是油服公司与石油公司以及社区服务一体化传统，造成了畸形发展与腐败滋生；在企业管理层面，是“党组决策”和“党管干部”影响决策机制；在分享机制方面，则是靠垄断特权获得巨额利润，但并未惠及全民。

从第一点而言，正是以大庆为代表的石油会战模式和举国体制，造就了中国石油业的早期辉煌，并形成了一以贯之、不容质疑的各种传统。但今天的事实证明，这一模式一日不调整，民企一日难见天日，“大而全”的央企也一日难以正常生长。毕竟，脱离市场土壤的“盆景”一断肥料就难存活，而扎根大地的小草即使风吹雨打也能艰难生长。

在管理体制和管理架构上，要判断一个企业的类型，最重要的是看它如何进行决策。无论是央企董事会制度，还是国资委托代理机制，永远绕不开“党组决策”和“党管干部”。所以，中国石油央企的决策就是党组决策——所谓董事会，不过走个过场，真正的决策早在党组会议上就定了。但客观而言，党组决策也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内部盘根错节的利益之间也有制衡，“一言堂”未必次次行得通。

第三点，是石油利润的分享机制。这是中国石油央企最该向其他国家石油公司学习的一点。同样代表全民拥有国家的油气资产，同样用油气资产赚钱，但利润如何回馈社会方面，却判若云泥。

以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为例，挪威在1969年发现近海石油之前，实际是欧洲倒数第二的穷国，但石油资源使其变成了欧洲最富的国家之一，人均购买力仅次于卢森堡，人均GDP高达8万美元，是中国的40倍。

正是石油财富，让挪威人实现“均贫富”——挪威一家名为petoro的国有公司由政府100%控股，其负责管理挪威近海油气资产的勘探开发，同时负责代表政府监督国家石油公司，把石油资产的经营利润通过基金的方式，回馈全体挪威人民。

中国石油工业从建立之初，其实就对挪威透明、高效的石油管理体制进行了全面学习，但却丢掉了其最核心的分享回馈机制。有时，这恐怕也不能怪“三桶油”，它们或的确老老实实缴纳了各种税费，包括俗称“暴利税”的石油特别收益金。但收缴之后如何“回馈全体人民”的，大家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从石油窝案到体制痼疾，从举国体制到均贫富，如果风暴后的中国石油体制仍不作出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石油工业的路子仍会是越走越窄，腐败窝案仍会不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