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壹号网消息      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10月份CPI同比上涨1.6%，环比持平； PPI同比下跌2.2%，环比下降0.4%，连续32个月负增长。

而之前公布的第三季度GDP增长7.3%，低于第一季度7.4%和第二季7.5%的增速。GDP增速放缓，CPI、PPI数据持续下行，引发对中国经济是否面临通缩压力，能否进入新常态的讨论。

有观点认为，尽管面临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在深化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将适应从高速快跑到中速长跑的新常态；但相反观点认为，在告别高增长的“黄金时代”之后，中国经济难以稳健转型，可能一路下行。一些人士认为中国已陷入通缩，呼吁政府推出刺激性的货币政策，给中国经济打“强心针”。

CPI和PPI数据连续走低是否表明我国已出现通缩，陷日本经济上世纪90年代的泥潭？物价下行对我国经济是否有百害而无一利？政府又该采取哪些针对性措施予以应对？就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发中心主任郭濂。

价格水平下降未必通缩

《21世纪》：连续走低的CPI、PPI等指标能否判定中国经济已陷入通缩？

郭濂：对于“通缩”经济学家各有论述，意见不一。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一是从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三个要素的连续下降来判断通缩的“三要素论”；二是从价格水平和货币供应量来看问题的“两要素论”；最后是仅从经济体价格水平的全面持续下降来定义通缩的价格水平论。而 “价格水平全面、持续下降”是判断通缩的一个必备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通缩则价格水平一定全面持续下降，但不能说价格水平下降就是通缩。

基于这一判断，从CPI、PPI数据持续走低判断我国经济出现了通缩的观点，初听十分合理；但仔细推敲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第一，判断物价下降或上涨可参考如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等多种指标，CPI只是一个较为常用的反映物价波动的指标。CPI统计篮子里的代表性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时常出现波动，加上计算CPI是对不同类别的统计项目赋予不同权重，统计篮子里的商品服务价格涨跌经过权重调整，再与去年同期的CPI数值对比，才得出当期同比的CPI数据。只考察CPI同比指标，就会得出物价的持续下行的结论。然而，环比指标比同比指标更能说明物价变动的趋势。从环比指标看，9月份CPI环比上涨0.5%，比8月份0.2%的环比涨幅大，而10月份CPI环比与9月份持平；综合12个月的CPI环比数据，可看到我国的物价水平总体平稳，呈现温和波动。

第二，CPI、PPI在反映物价水平总体变动情况方面存在局限。CPI这一指标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实物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对于占居民消费比重较大的服务和住房等商品的价格变动反映较弱。P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该指数可以观察出厂价格变动对工业总产值及增加值的影响。PPI并不反映服务性企业提供服务产品的价格变动，PPI的下降不是物价全面下降。且9月份我国PPI的同比和环比数据降幅扩大主要受成品油、原油、钢材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拖累，不能忽视外部原因的影响，而得出我国经济陷入通缩造成物价水平整体降低的结论。

所以仅从今年CPI和PPI数据连续走低，得出我国物价水平已经出现全面、持续下降的结论证据不足，认为我国出现通缩缺乏说服力。

中国不会走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老路

《21世纪》：通缩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经典范例之一是“日本失去的20年”。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高速增长的日本奇迹一去不返，国民经济陷入衰退的泥淖。由于日本和中国同属东亚经济圈，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两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又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不少声音认为，中国很有可能会重走日本的老路。

郭濂：这种比较不无道理，但中、日两个经济体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中日两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不同。日本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高速增长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再次起飞。二战之前，日本已经是完成了工业化的亚洲强国；二战后，日本经济再次起飞，凭借强大的制造业势力和广阔的国际市场，实现高速增长，一跃成为发达经济体，雄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近30年。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近30年的高速增长则以解决温饱，改善民生为要务，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还没有达到日本当年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其次，两国高速增长期之后继续前进的动力不同。据世界银行[微博]的数据，日本2013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高达37630国际美元；我国同期这一指标仅为11850国际美元。日本工业实力雄厚，高端制造业尤其突出，拥有如丰田、本田、三菱、索尼等世界名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制造业除华为、联想外鲜有知名的国际品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初，城市化率已高达76%；中国同期该指标仅达19%到20%。作为发达经济体的日本继续高速增长十分不易，必须有革命性的创新来推进新一轮的进步，而日本在新一轮技术革新方面未占先机，加上本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所以徘徊不前。与日本不同，中国仍处于正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发展市场经济等方面还有很大上升空间，上述领域的进步可以支撑中国在增长放缓之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而不是像日本一样低迷不振。

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还面临我国人均GDP不高，社会福利体系不完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大等问题。但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经济发展仍有上升空间。中国经济和日本经济的发展轨迹确有相似之处，但今天的中国不是昨天的日本，未来的中国不会是如今的日本。

无需推出刺激性货币政策

《21世纪》：如何评价物价下行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否有百害而无一利？

郭濂：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CPI和PPI走低对国民经济也有一定积极影响。其一，温和波动的物价有利于提高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缓解我国国内消费长期偏低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蛋糕的分配差别也在扩大。以致前一阶段的高增长越来越为投资和出口主导，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不断被挤压。面对做大了的蛋糕，大众越来越想要分享发展的成果，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GDP的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近期面对物价下行，大众尚且难以感受生活压力的明显缓解，此时谈及对付通缩，不能令人信服。物价走低，民众的消费意愿和能力都会提升，从而提高有效需求，扩大内需，分享发展成果。从我国居民消费总量来看，2014年1到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8.915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且1至9月各月的同比增长均在10%以上，居民消费稳健，并未出现通缩时期那种物价和消费总量双双全面连续下降的情况。

其二，PPI连续下降从积极面来看，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调整过剩产能。10月份PPI的数据降幅扩大，主要是原材料和基础能源的价格下降导致的，该原因导致的PPI下行属正常的经济自我调节。原材料和基础能源的价格降低对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减轻居民生活负担都有积极效果。

近期楼市热度减退，内需不足。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影响下，供给大于有效需求，国内企业产品出厂价格的下降在所难免。那些煤炭、钢铁和中低端制造等产能过剩的行业里技术差、成本高、污染大的落后企业，在供求与价格关系的客观经济规律作用下，会被先进企业取代。关键是减少地方保护等违背市场规律的人为干预，让市场的大浪披沙沥金。

其三，物价下降有利于我国储备战略资源，节约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我国可以借助近期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降价的契机，加强战略能源和物资的储备，未雨绸缪，预防能源价格暴涨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冲击。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钢铁、煤炭和原油等工程建设中的大宗消耗品的价格走低有助于节约宝贵的建设资金，把节约下来的资金投入到教育、医疗养老等更需要资源的领域，在稳增长的同时，更合理地配置资源。

《21世纪》：尽管物价下降并非有百害而无一利，但稳定物价和经济的压力仍然存在，那么政府应该采取哪些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郭濂：当前出台针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刺激政策尚无必要。近期政府及央行的多采取是有针对性的，温和的稳定市场和提振经济的措施。例如10月中旬，发改委批复11个总投资超过2400亿元的重大工程。人民银行[微博]推出扶助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定向降准等。多数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和央行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将从控制总量转向调节结构，弱化对市场的直接干预。

从中长期来看，要稳定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还是要坚持推进改革。从具体方面讲，应该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增加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事业的投入；通过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缓解大众对自身基本保障的不确定性的担忧，释放民间消费和投资的活力，让人民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体现经济发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