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三次迁徙。人们因为战争、饥荒、谋生被迫离开家园,辗转各地,在新土地上重建繁荣。石油人的迁徙却是因油而生、为油奔走,拿下一个又一个大油田,推动中国石油工业不断向前发展。
跟随石油会战的号角,石油人踏遍祖国大江南北,矢志找油找气。四海为家,何处寄乡愁?是记忆里逐渐淡去的祖辈生活过的那片故土,还是自己为之奉献青春和汗水的老井架?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家。石油就是那寄托着几代石油人情感的乡愁,内敛而热烈的情感被寄托在钻机、油井上,寄托在石油工业的明天与希望上。
每位老石油都有一段千转百回的苦乐年华。他们年轻时逐油而居,伴随钻机走进艰难的石油创业时期。对于油二代和油三代来说,他们随父母转战南北,居无定所,迁徙伴随着童年的美好时光,不论到哪里,油田是永远的家。如今,石油人已走出国门,在海外油气市场建功立业,中东、北非、中亚……留下石油人的足迹。
号角,召唤着数以万计的石油人从四面八方汇集;会战,在大漠荒原中竖起一座座井架;迁徙,在石油工业历史上留下一串串足迹。 (李妍楠)
朱水安
工作到哪里家在哪里
马超 采访
【朱水安】 1936年出生,曾在河南油田和冀东油田任职总地质师、副局长,38年里在6个油田工作过,大搬家6次、小搬家20多次,把艰苦创业写满驻足的每一片土地。
朱水安今年已经80岁了,在感喟过往岁月艰辛时慨叹:“无论什么时代,有会战时期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萨尔图”是蒙古语“有月亮的地方”。1960年,参加石油会战的数万人涌入萨尔图,刚刚结束大学生活的朱水安赶往萨25井,开始了他的石油生涯。
他和战友们从队上领来铁锹和绳子,在萨25井建“干打垒”。用木槌子夯土垒墙看起来很容易,可第一天下来,9个人的手上全磨出了大血泡,全身酸痛。连续干了4天,土墙还没有人高。他们就把屋子里的地面下挖半米深。
屋子里铺上板子,矮墙上搭起屋顶,睡觉才有了着落。那时,东北的雨季特别长,经常下雨。一天夜里,朱水安在睡梦中惊醒,低头一看,水已经淹到屋里来了,被子衣服全被淋湿了。夏天也不好过,一到夜里,成群的蚊子不停地往衣领里钻,咬得人又痛又痒,可两手都是原油,没办法拍打,只能忍着。两个多月下来,朱水安变得又黑又瘦,路过井场的老乡都误认为他40多岁了,其实才20多岁。
朱水安1960年参加工作在地震队实习时,用5元钱买了队上的两个空炸药箱,拆下木板钉成了一个结实的大书箱。大港、胜利、江汉、南阳、冀东……在一次又一次搬家中,大书箱立下汗马功劳。
1969年8月下旬,朱水安随大部队从胜利油田调往江汉。抵达后,他们放下铺盖卷,立即投入建房工作中。过去有多次建房经验,干起来更快了。在指定的一块地上,画线、砍树、架支架、绑芦苇席……几个小时就搭起了几排芦席棚。在宿舍兼办公室的床板上,朱水安和同事们很快开始了地质生产管理与综合研究工作。
冬天,寒风从芦席棚的缝隙往屋内吹,寒冷彻骨。夏天,薄薄的席片挡不住炙热太阳的烘烤。下大雨时,屋顶多处漏水,要用脸盆接水。有时要起来移动床位或用油布、塑料布遮雨才能入睡。
1971年11月,朱水安又搬家了。这一次他和同事从江汉搬到了南阳生产前线。5家双职工,大人小孩十几口的全部家当用一个解放牌卡车就装完了,下面放行李,上面坐人。
1989年,冀东油田开始会战。一时间,石油大军从祖国各地集结冀东油田。在车辆运输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他们拉着架子车、背着行李卷,昼夜长途跋涉,朱水安也在其中。
会战队伍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就连大年初一都照常工作,生产如火如荼。朱水安曾在木板房里白天黑夜整整看了8天资料,发现不同人、不同方法复查的油气层数据有很大差别。针对油层的特殊性,他和同志们运用各种资料进行综合解释,将测井准确率提高到85%以上。
这时候条件稍好一点,驻地所在地——冀东干校(位于唐山市唐海县)原有几十栋平房,又新搭建了不少木板房和列车房,可气候潮湿,一下雨,屋里地上总是湿漉漉的。艰苦的环境让朱水安的腰痛加剧,直到不能动了才住院做手术。
罗开楫
搞石油就不能怕苦
杨碧泓 董威红 采访
【罗开楫】 1933年5月出生,重庆人。1949年12月参军,1950年10月来到辽宁丹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60年从部队转业,参加油田建设。
转战大西北、大东北,罗开楫可以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1960年3月,按照组织安排,罗开楫与其他400多名专业军人干部一道,离开东北黑土地,被调往玉门油田学习采油技术,支援国家石油工业建设。
对于有着11年军旅生涯的罗开楫而言,长途跋涉早已习以为常,然而这次不同,他身边还有比他小5岁的妻子和一个不满半岁的孩子。当时正值国家3年自然灾害,火车一开就是4天,北方的气温还很低,这对半岁的孩子和身体刚恢复过来的妻子而言是一次考验。所幸,同行的大部分人都是老战友,大家互帮互助,把棉衣脱下来盖在孩子身上,尽量挤出座位让罗开楫的妻子休息,将有限的口粮给娘儿俩吃……就这样,大家相互扶持,一路来到玉门。
抵达玉门,罗开楫和妻子被分配到老君庙采油厂。罗开楫任采油队队长,妻子任采油工。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37.5公斤的口粮根本不够吃。为了填饱肚子,罗开楫周末没事就去山上采骆驼草充饥。
1961年3月,罗开楫一家从玉门油矿老君庙采油厂调往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初春三月的大庆,朔风刺骨,皑皑白雪厚厚地覆盖在草原上。没有路也没有车,罗开楫就用小扁担挑着行李,妻子背着一岁半的大女儿,在寒气袭人的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前行,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才抵达队部。住的和大家一样,都是“干打垒”。
由于会战初期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能自己抱来干草铺在地上,再铺上垫褥,临时做个“草床”。当时,一起调来的七八户人家也这样紧挨着住,每户中间隔上箱包,再拉一块布,就是“墙”了。
妻子看着怀里尚且年幼的孩子埋怨道:“玉门多好啊,有房有床有水,何必自找苦吃。”罗开楫说:“来大庆搞会战的领导、职工、家属都是住帐篷和‘干打垒’。搞石油就不能怕苦!”
1975年冬,罗开楫一家又随1万多人的会战队伍来到辽河,转战辽河曙光地区,展开古潜山夺油大会战。他们在一片田野上搭帐篷、建板房,投入会战中。盘锦南大荒朔风呼啸,雪花飞舞,每天数百辆运输车在坑坑洼洼而又泥泞的路上颠簸,为会战拉运设备、砂石等物资。
1980年,按照上级指示,参加曙光会战的石油人一部分回大庆,另外一部分留在辽河油田支援建设。罗开楫选择留下。那时,已经47岁的罗开楫已无法在一线从事体力工作。
黄葆真
为油而战逐油而居
黄葆真口述 刘英整理
【黄葆真】 1934年6月生,浙江温州人,1953年西安石油学院测绘专业毕业,先后参与新疆找油初期、大庆石油会战、华北石油会战、辽河石油会战,1965年被评为石油工业先进生产者、全国劳动模范,1992年于大港油田退休。
1952年年底,我毅然离开浙江温州师范学校,到西安石油学校学习测绘。当时,全国测绘人员不足20人,3年的课业被压缩成1年完成。1954年1月,我加入西征新疆队伍,用了半个多月走了2000多公里路。随后,我担任32/55队队长,带领30多人开赴吐鲁番盆地第一期工地——火焰山,完成1∶25000地形测图任务。火焰山腹地温度超过40摄氏度,地表温度达70摄氏度。望远镜目镜烫得贴不上眼,绘图工具烫得碰不得。我和同伴裸露在外的皮肤被晒得通红,脱了一层皮。
南侧岩体陡峭,相对高差700余米;北侧岩石风化严重,上一步退半步,只好手脚并用向上爬。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仪器、三脚架、水壶、干粮等,每天要步行二三十公里。粮食和用具等用毛驴一次运足一个月的量,唯有水要两天送一次。水定量配给,每个人带两大壶,实在渴了才喝一口,大部分留着吃馒头的时候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超额完成任务。
1960年3月,大庆石油会战的号角吹响,我日夜兼程转战到萨尔图。跟我不同方向前来支援的,还有在玉门油田工作的妻子——中国第一支女子测量队队长黄肖肖。
大庆会战初期,几万人的队伍涌到萨尔图,天寒地冻吃住难。夏天住帐篷,冬天住“干打垒”;粮食定量供应,一个月干部23斤半、钻井工人45斤,经常要饿肚子干活。1960年的雨季来得早,雨量比往年大,时间也长,草原上遍地积水,常年在野外作业的地震队扛着几十斤重的大线,在没膝盖的泥水里一泡就是几天。那时规定10天一休息,可大家都没有休息。
按照上级安排,1963年5月,我作为华北石油勘探先遣组成员,提前入关寻找基地,最终把指挥部定在北仓。大部队到华北地区后,会战随即打响。住的是帐篷,吃的是窝头,但大家干劲十足。一次,我们在早晨起床时发现,所有人的鞋都集中到帐篷的一个角落,原来是夜间涨起的海潮涌进帐篷,把鞋冲到了那里。会战期间,我们办成了下海找油这件大事。上海轮船公司把“黄河”号巡洋舰、“民主二十”号客轮及20余名海员都支援给石油建设。
华北石油会战后,1970年,我又随15支钻井队来到辽河,任机修厂党支部书记兼教导员。加工车间由废弃房屋改造,大约300平方米。车间分成三班倒,就连晚上都是灯火通明,一切只为保一线。
我今年已年过八旬,很多战友已离开了人世。我在退休的时光里常想起那些为油而战的日子,有缅怀也有珍惜。
尹龙
14年分别为了那份爱
尹龙口述 史景花整理
【尹龙】 1945年生于黑龙江五常市,1966年10月招工到大庆油田,先后参加江汉油田会战、胜利油田初期建设、大港油田初期建设、华北油田会战,1993年于华北油田退休。
成为石油工人前,我是一个农民,为改善家里生活,报名去了油田。1966年秋天,我辞别父母和新婚妻子,跟同乡一起坐火车来到大庆。
油田的住宿条件不好,夏天住帐篷,冬天住“干打垒”,即便这样,还不够住。我们只能住在老百姓家的牛棚里。牛棚四面是用泥巴糊的,棚顶还有没糊住的“天窗”。大庆10月就下雪,从“天窗”落下的雪把被褥都浸湿了。
虽然居住条件不好,但能吃顿饱饭。我到现在还记得到大庆那天晚上的招待饭——白面馒头和白菜炖肉。这是我在以前过年都难得吃上的好饭。一周后,我们就下井队了。我在1801队当钻工。那时大家都想为国家多打井、多出油,所以很少回家。家里都是妻子在撑着。
1969年10月,江汉会战开始了。我们被整队编制抽调到湖北潜江。江汉油田采用的是军队编制,各油田来参加会战的井队都按团、营、连、排、班编制,我在会战指挥部2团1营12连。湖北的气候和大庆差别很大,习惯了北方气候的我们刚开始很不适应,但干劲十足。
在江汉,我所在井队打的都是3000多米的深井。当时很多打井设备都是旧设备,不好用也不耐用,弄得井队老是停钻维修,一口井打个半年多是常事。
1973年,我们又整队来到胜利油田,不过时间不长,只工作了大约一年,1974年春天被调去参加大港油田开发建设。在大港,我们住的是帐篷。
这一年,在结婚8年后,我和妻子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孩子。没办法,石油工人就是这样,井队到处搬,不可能总是带家属,况且家里土地要种、老人孩子要养,妻子离不开。
1976年,我们队再次被抽调参加华北油田会战。我还记得到达位于河间的勘探三部那天是正月十八,我的队号是32557队,打的第一口井在留古寺。
1980年1月,妻子和3个女儿终于办理了随矿手续,一家人得以在华北团聚。9月,因为老人身体等原因,我从井队调回二线单位,当了一名锅炉工,直到退休。
从1966年成为石油工人到1980年离开井队,我在井队工作了14个年头。14年里,我一直在钻工岗位上,从一个烧水、递扳手的学徒成长为熟悉打井流程,能扛卡子、扶刹把的钻工。从大庆到江汉,从胜利到华北,我用一双石油工人的脚丈量了走过的每一片土地。这是我最热爱的事业,也是一生最宝贵的记忆。现在,我的孩子都成家了,我们生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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