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陈诚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抗战之前,中日两国的国力悬殊甚大,非到万不得已,中国实在没有轻言抗战的道理。所以委员长在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五全大会席中宣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两句话沉痛而悲壮,一方面站在人道立场,告诉我们的敌人,不要轻启战端;一方面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表示中国忍辱负重,自有其一定限度,实在迫不得已,中国也不惜牺牲一切。可惜日本人自恃其国力雄厚,非中国之所匹敌,认为中国抗战无异自取灭亡,于是他们就在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掀起卢沟桥的烽火。和平到此完全绝望,最后关头的牺牲也就由此画定。

　　当时中日国力究竟悬殊到什么程度,在这一节里我想作一个简单的比较。

　　先就军备方面说

　　(一)兵力的比较

　　日本当开战之初,其陆、海、空军无论在质量上与数量上均占绝对优势。他们的现役员兵虽仅三十八万人,但合预备役及后备役则为二百万人;第一、二补充兵约为二百四十万人,合计四百四十万人。海军一百九十余万吨。空军飞机二千七百余架。

　　我国兵役制度尚在初创,陆军只有现役兵一百七十余万人,补充兵约五十万人。海军十一万吨,尚不及日本十分之一。空军仅有战斗机三百零五架,合各式飞机一共仅有六百架。我陆军虽有一百八十二个师之番号,但作战初期预计可使用于第一线之兵力,仅为步兵八十个师、九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二个炮兵旅,又十六个独立团而已。

　　(二)兵役制度及人力动员比较

　　日本实行征兵制度,凡年满十七岁至四十岁之男子,均有服兵役之义务。其人口总数为一亿零五百余万人,可动员之人数为二千七百八十余万人。兵役区分为:

　　1常备兵役:现役:三八、0000人,预备役:七三八、000人。

　　2后备役:八七九、000人。

　　3第一补充兵:一、五七九、000人。

　　4第二补充兵:九0五、000人。

　　5动员概况:人力:二七、八三0、000人,兵员:八、八六0、000人。

　　我国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始公布兵役法,然因募兵制度行之已久,为顾虑事实,未能尽废。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三月,明令实施兵役法,实则仍采征募并行办法。但实行未久,抗战即已开始,以故我国兵役制度及人力动员,均不足以应付抗战之要求。在八年抗战当中,兵役制度虽随时注意改进,然兵员补充仍时有捉襟见肘之苦。八年间,我动员兵员一千二百二十余万人,已感难乎为继。我国人口有四亿五千万之众,以视日本一亿多人口,而能动员人力二千七百余万者,相形见绌多矣。

　　(三)编制装备比较

　　日本战前轻重工业均已相当发达,军备充实,装备补充均无困难,且能适应机宜,随时装备特种部队。其部队编制装备,远较我国优越。计其一个师团战时兵力,约为官兵二万二千人,马五千八百余匹,步骑枪约九千五百支,轻重机枪六百余挺,各式火炮一百零八门,战车二十四辆。

　　我军编制向极陈旧,为适应国防需要,预定自二十五年秋至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底,调整六十个师,配以相当特种部队,以为国防军之基干。其编制每师官兵一万一千人,步骑枪三千八百余支,轻重机枪三百二十八挺,各式炮及迫击炮四十六门,掷弹筒二百四十三枚。其劣势程度,可以想见。尤以重武器短少,不足以组成战略单位之火力。且大多数编制名额未尽充实,尤为最大弱点。

　　(四)军需工业比较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对轻重工业之建设,不遗余力。战争发动之时,已有金属工业工厂六千六百余所,机器工业工厂九千余所,化学工业工厂四千三百余所,军用资料制造厂三十四所。其所有战争武器,如飞机、战车、火炮、船舰、车辆及化学兵器等等,均能自造;且其民用工业发达,在战时可改装而从事军需生产。虽其国内资源贫乏,然可由我东北榨取,并可取给于输入。故敌人之军需工业,实非我国所能望其项背。

　　我国因科学落后,工业基础脆弱,军需工业设备简陋,技工缺乏,尤属十分幼稚。且复限于财力,无法大事扩充,致重武器多不能自造,往往付之阙如。抗战军兴后,积极整顿结果,产量倍增,益以盟邦援助,勉强支应而已。

　　再从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看

　　(一)政治

　　日本过去的政治,元老、议会、政党均有举足轻重之势。九一八事变后,军部一朝得势,少壮派军人尤为横行无忌。他们主张积极侵华,元勋宿望如西园寺亦不敢有所可否,政党、议会更无论矣。到了一九三五年,他们干脆撇开政党内阁的常轨,组织所谓举国一致内阁——亦即军人专政的内阁——以宰制国内外的一切。于是政党、议会形同虚设,军事、政治已完全打成一片,以为加强侵略政策的张本。日本军人如此骄横蛮干,虽非国家长久之计,但以之应付非常时间之事变,确有权力集中、意志统一之便宜。

　　中国在抗战以前,虽为一党训政之国家,然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群言庞杂,茫无标准。甚至为逞一时意气,为争小我权利,根本不问是非者,亦大有人在。抗战发生之前一年,犹有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之相继而起。可见中国政情之复杂,在和衷共济方面远落敌人之后。幸赖委员长伟大人格之感召,卒成统一团结之局。而共党乘时崛起,成为抗战军兴后我肘腋间之一大患。我政府卒能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之下,达成最后胜利使命,亦云幸矣!

　　(二)经济

　　日本本身资源实甚贫乏,但自侵占我东北后,情势为之一变。东北煤、铁产量极富。煤藏虽不甚厚,但采煤事业极为发达,如抚顺年产煤七百万吨,本溪湖年产煤六十万吨,两处产量已可占全国产煤之首席。至于铁则产量与储量均为全国各省之冠,辽宁一省之铁储量即占全国百分之七十九。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全国产铁二百四十万吨,而辽宁之鞍山及本溪湖两处产铁共计八十七万吨,占全国产铁百分之三十七。

　　煤、铁为重工业之主要资源,日本侵据东北后,足使我重工业发展为不可能。其关系之大如此。

　　又东北大豆产量占全国百分之七十,占世界百分之六十,产区仍在日益扩大中,实为东北一最大富源。战前,东北大豆出口占产量半数以上。民国十八年,大豆、豆油、豆饼三项出口价额共计二万万三千万两,约占全国出口总额四分之一。石油储量亦甚富,约占全国百分之五十二。制盐业亦甚发达,年产八百余万担,约占全国百分之十五。此外名产尚多,不胜缕。总之,东北实为中国之生命线,九一八后尽为日本囊括以去。日本经济基础虽甚脆弱,得东北足以弥补其缺憾;但在我国,实无异丧失了经济命脉。抗战进入第二年,武汉转进后,我们的经济生活之艰苦,简直不堪言状,而军民上下终能苦撑到底,神圣抗战之可歌处在此,可泣处亦在此。

　　(三)教育

　　日本教育事业极为发达。清末以来,我国遣送学生留日,盛极一时。日人来华任教者,亦所在多有。即此一事,日本教育之盛,远非中国所能企及,已可概见。且日本教育以发扬军国主义为宗旨,对于所谓武士道、大和魂之提倡,不遗余力。此种教育宗旨如律之以亲仁善邻精神,固大相悖谬,但日本是以侵略邻邦为国策的国家,则日本教育与其国策是相得益彰的,足以增强其穷兵黩武力量,实可不言而喻。且日本除实施征兵制力行正规训练外,并注意于全体国民之组织与训练。例如十五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团、中层社会的各种爱国团体,以及全国各地工会、农会的组织与指导等等,都是以国防为目的的变相军事团体。还有日本退伍军人所组织的在乡军人会,更是日本社会一种庞大的潜在势力。以视我国文盲充斥,学校教育既异常落后,社会教育方面更属有名无实。所谓“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即在抗战发生之前夕,亦殊少有所改进。再说到教育宗旨,除略能作知识之稗贩外,无不流于形式与空谈,以与日本相较,尤有自惭形秽之感。

　　我们知道,现代战争的胜负是决之于国力之总和的,而不是决之于某一局部之优劣的。国力之总和,不限于前述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几个部门,但这几个部门是构成国力最重要的因素。就这几个部门来看,中国的国力远不是日本的敌手,不难一望而知。所以委员长绝不轻言牺牲,其故在此。而自济南惨案发生以后,委员长忍辱负重,不惜集国人盲目怨谤于一身者,其故亦在此。

　　但当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不战亦不能苟存,此与诸葛武侯所说:“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之处境正等,也就只好奋起抗战,不能计较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