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时运变迁》， （美） 保罗·沃尔克、（日）行天丰雄 著，于杰 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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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石油危机是一个在多个层面影响深远的冲击。一度主导世界经济的几个富国组成的小集团突然发现，其经济命运因失去石油供应和成本控制权而遭受威胁，而石油，既是关乎其福利的最为重要的单一商品，也是迄今为止国际市场上交易最为广泛的商品。即使是最近才失去能源自给能力的美国，也不能逃脱此次危机的直接影响，更不用说那些间接影响了。石油进口国的经济遭遇两极的折磨：当购买力从它们这儿被虹吸到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时，它们面临通货紧缩；与此同时，当暴涨的油价波及至国内经济中时，它们又遭到通货膨胀的威胁。金融上，这导致了国际储备大规模的重新洗牌，数百亿计的美元涌向了中东国家组成的小集团。此前，这些国家在除石油生产以外的所有方面都处于世界经济边缘，而今，情况变了。

对那些已将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来说，这次危机完全是史无前例的。但有件事似乎是明确的：这次危机对货币改革（就像对其他许多事情）的影响往好了说，是含糊不明，但八成是不利的。这似乎都在证明，将二十国委员会面临的最棘手问题留待未知的将来解决，是明智之举。

在1974年1月罗马的二十国委员会会议上，财政部长舒尔茨做报告时，简略地提及他刚刚见完教皇保罗六世[ 保罗六世1963年6月当选罗马教皇，直至1978年8月6日病逝。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是首位到联合国发表讲话的教皇，也是唯一一位访问过香港的教皇，其《人类发展》(Populorum progressio)通谕，探讨了经济社会全球化的重大问题。]的无力感。教皇告诉他说，相比聚集在一起的所有财长和中央银行家们，上帝通过赐予欧洲一个温暖的冬季，对石油危机做出了更具建设性的回应。实际上，舒尔茨并非因为复杂且棘手的改革问题被搁置而不快，他无疑是被各怀心思的其他人卷进这种情绪里的。为处理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协调计划没有那么容易被回避。

危机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巨额美元将被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石油进口国吸出，最终流到约六个主要产油国手中。这些产油国中的大多数，不可能拿这些钱为其稀少的人口购买等值的商品。若要避免经济活动出现巨大收缩，这些钱将必须被“循环回流”进国际金融市场。但即便这些钱回到了国际市场，仍值得怀疑是否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因高价进口油陷入财政困难，让他们以负担得起的条款和条件去借钱，似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这些美国财政部的人马上开始研究金融对策。财长助理杰克·亨尼西（后来将他的精力和才能转向第一波士顿公司投行业务，并成为其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很快提交了一些初步方案，即建立由石油消费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共同管理并提供财政担保的新机构。这耗尽了我们的想象力，但是非常明显，这将牵涉大量的侵犯国家主权问题、授权决策问题，还有组织架构问题。而且，金融问题虽然重要，却只是危机的一个方面，而危机对经济实力和政治力量均衡的影响将更深远。

当时刚刚成为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开始执掌美国官僚体制内部的决策制定过程。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目睹基辛格和其他人一起长时间集中处理重大事务。当然他开会的气氛也与过分学院风的财政部很不一样，而我们也相当不习惯让记录员把所有事情都记下来。还好，倒是没什么护地盘的明显感觉。但是，国务院的关注确实有效果，美国没有使用各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十分熟悉的现有国际论坛，而是在1975年2月召集了一次高度公开化的特别能源大会，把主要石油进口国的外交部代表和财政部代表聚到了一起。

但这次会议其实没什么作用。特别会议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被外长们用来争论程序问题，而舒尔茨、施密特和吉斯卡尔则不耐烦地等待着，或非正式地讨论他们研究过的财政问题。气势汹汹的法国外长米歇尔·若贝尔，似乎对会议的合法性颇有微词，特别对美国在安排会议日程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不满。鉴于这些新问题固有的困难，而且也缺乏对其相应的了解，因此，在任何问题上取得的实质成果无疑都很有限。虽然如此，整件事加深了我概念里对全世界财经官员的基本偏见：关于财经难题的重大协议，最好还是通过各国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官员间的平静协商来实现。后来我才了解到，在处理货币政策时，中央银行官员并不介意把财长们排除在外。

尽管付出了大量努力，但在我离开华盛顿很久以后，政治问题和实质性问题仍持续困扰着旨在建立“金融安全网”的谈判。最后，协议是签署了，但由于关注度的大大降低，从未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

独立运行的国际金融市场，看来正在发挥有效作用，让产油国的盈余回流，这很快被称为“石油美元”。这种机制本身很简单。主要石油出口国发现，将他们积累的大部分美元存进知名的国际大银行很方便，特别是以短期欧洲美元的形式。欧洲美元是存放在美国之外银行机构的美元，包括诸多美国银行的伦敦分行里的美元。这些现在流动性充足的银行，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由于油价上涨陷入严重外部收支赤字的政府中，发现对这些巨额资金有意愿的借款人。最终放贷人——欧佩克国家——很满意它们找到一个存钱的安全港，而一旦它们需要花钱，又几乎可以马上从它们的银行收回资金。拉美以及其他地方的最终借款人，则为通常将在好几年时间里帮他们渡过难关的贷款支付相对较低的利率。

像大通银行大卫·洛克菲勒[ 大卫·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三代，熊彼特门生，1946年进入大通银行，1960年任合并后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1969至1980年任董事长兼CEO，并继续担任董事长到1981年。曾于1973年访华，使得大通曼哈顿成为中国银行在美国的第一家代理行。]那些人，表达了对这个资金流动过程的不安。按银行业观点，这确实很不正规。但是其他人，包括大通银行的主要竞争对手——花旗银行野心勃勃、能言善辩的董事长沃尔特·里斯顿[ 沃尔特·里斯顿：1967至1984年担任花旗公司（后来为花旗集团）CEO，1981至1982年出任商业委员会主席，后成为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直至1989年，被公认为当时绝无仅有的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帮助拯救了濒危的纽约银行。]，则热衷于此类表面简单、高效的市场过程。银行家与政府官员额手称庆，视其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一个令人惊叹的样本，顺利解决了其他方式似乎无能为力的市场难题。里斯顿和其他人在沾沾自喜之余，显然忘记了，或者说从来不曾读过，斯密在《国富论》里那些有趣的段落，特别警告了将银行业的管理职责，完全托付给自利的银行家的危险（因为银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

这个故事我们留待第七章再展开。石油危机的直接影响以及相应的调整，将强化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和评论家们的概念中，市场决定的汇率在协调国际失衡和调节巨额资本流动方面的优势。

作品简介

《时运变迁》， （美） 保罗·沃尔克、（日）行天丰雄 著，于杰 译，中信出版社，2016.11

美国战后经济地位的奠基人之一、“最伟大的联储主席”沃尔克，和日本前大藏省国际金融局长行天丰雄，携手回顾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变历程。曾经的艰难抉择，误判和教训，各自对未来做出的判断和展望...这些无疑是当下中国读者最佳的向导，而且无可替代。

与旧版相比，新版增加了沃尔克对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解读，以及行天丰雄根据日元发展历史，为中国和人民币的走向所提出的诚恳建议，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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