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之后，大银行、大企业的战略地位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升级中受到空前的重视。

实际上，战后世界主要大国实现国家战略的主要路径已经由军事手段变为经济手段，利用跨国公司是实现国家战略是其重要方式。许多西方跨国公司为了获得全球垄断利益，也愿意借助国家力量，主动充当国家战略工具。最典型的是美国政府，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活动中注意发挥大企业的作用，要求其为国家战略服务，当然也会维护大企业利益，注意培育大企业的国家战略意识。

从我国实践看，多数大企业都能够主动服从国家战略，并做出积极贡献，但也有少数大企业缺乏自觉的国家战略意识，没有将自身经营战略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起来，没有将推进国家战略变为自觉行动，不利于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型经济体培育大企业的国家战略意识，需要有导向、有激励，还要有约束。

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密不可分，当今世界的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影响巨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就谈不上国际地位高低。正是通过跨国公司，美国成为全球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品牌中心和管理中心，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价值链高端，在价值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不少大型跨国银行，权威评估咨询机构，拥有核心技术的武器供应商，提供权威信息产品、高端核心材料、现代装备制造，在冷静的市场行为中传递国家意志，在看似平常的商业活动中执行国家战略。这些大企业通过自身技术、管理、资本和人才优势，借助有利的政策安排，得以操纵全球价值链分工，重新分配全球财富，从而增加母国财富和实力，进而影响其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地位。当然，美国政府也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外交中维护大公司的利益，推动其全球扩张和发展。由于美国政府对于全球发展趋势的把控更具战略性，大公司以及大型金融机构在其国家战略下制定公司战略，也就更具全球视野，更有益于本公司长远发展。掌握着经济主导权的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对外援助、扶植盟友政府等外交手段，以及国际组织、国际公约等制度安排，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创造便利条件。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鼓励并购的方式支持其企业做强、做大、做优。2016年10月27日，福布斯公布《财富》世界500强排名，按照营业收入美国沃尔玛公司以4821.3亿美元排名第一。美国上榜企业134家，营业收入合计84670.53亿美元，利润合计6816.38亿美元。从沃尔玛的发展历程看，是一路通过并购成长起来的。此外，在全球财富500强的美国企业中，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埃克森与美孚石油、 辉瑞制药与沃纳-兰伯特购并艾尔健、美国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葛兰素与史克必成医药、花旗银行与旅行者等都是通过并购发展壮大的。

美国对大企业出现洗钱、操纵市场、逃税等违规行为毫不留情，坚决打击，使其不敢、不愿、不想违规。例如，美国政府指控巴克莱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和美国银行等六家银行合谋操纵美元兑欧元汇率，罚款58亿美元。又如，美国政府指控德国大众公司使用“作弊”软件应对美国汽车尾气排放检测，对其罚款180亿美元。此外，波音、辉瑞、微软、丰田等大企业都被美国政府重罚过。

正式因为如此，美国大企业对美国政府的战略目标经常能够积极地予以配合。例如，特朗普批评F35成本失控，扬言上任后要削减费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立即表示，F35的价格会原先所估计的再下降六成；又如，特朗普在竞选时批评福特公司在墨西哥的投资计划，近期福特汽车宣布取消在墨西哥16亿美元的建厂计划，改为在密歇根州投资7亿美元，将带来700个新的工作岗位。

比较而言，中国大企业的国家战略意识还有待培养。诚然，近年来活跃在国际市场上的中资大企业，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国家实现既定战略，功不可没。“一路一带”倡议推出三年多来，我国已经和沿线30多个国家签订了共建合作协议，与20多个国家开展了国际产能合作，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少数中资大企业缺乏自觉的国家战略意识，有的充当国际竞争对手的帮手，有的做一些没有战略意义国际大型并购，有的在国际市场上和本国企业恶性竞争。例如，商务部发言人指出，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基础设施领域的电站、大坝、公路、铁路项目上经常出现几家中国企业同时竞标，有的企业为了拿到订单，采取低价策略，不断降价，造成恶性竞争，使中国企业蒙受重大损失。

我们认为，大企业不仅要自觉推进国家战略，更要基于国家战略来考虑企业的战略规划。大企业的国家战略意识不仅仅是服从、支持国家的战略安排，更重要的是深入脊髓的国家战略意识。国家已经提出的战略，必须支持、服从；国家没有明确提出的，大企业也要主动考虑，前瞻性安排，积极谏言，至少要避免损害国家长远利益。更重要的是，大企业要基于国家战略来思考自身战略安排，在规划企业自身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市场建设策略时，在设计出口什么、进口什么、怎样定价、如何掌控（市场）策略时都要下意识地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发。

培育大企业的国家战略意识既要有导向，又要有激励，还要有约束。要注意发挥央企的导向作用。在中央层面实施更加清晰的人事激励与战略指引，培养央企的国家战略意识。当前，央企在承担重大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方面尤其需要扮演重要角色、发挥主导作用。

要注意消除大型企业国家战略意识的后顾之忧。政府对外资并购国内战略企业与市场要保护，中资企业在海外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项目遇到困难时，政府必须出面干预。例如，2016年末，美国总统奥巴马前签署命令，以可能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危害的理由，禁止中国福建宏芯基金收购德国爱思强（一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的美国业务。此类阻止中资企业通过并购进入产业链高端的行为，本质上国家之间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这种不合理的禁制令对我国创新发展的国家战略是一种伤害，需要采取适当方式予以干预和救助。

我们还想指出，业界长期以来在认识上存在这样的误区：中国企业再大，依然是“幼稚企业”；政府应以保护为主，不能动辄找企业麻烦。由于我们本土企业保护过多，它们走出去之后反而很不适应。古人云，“棍棒之下出孝子”，国际经验也表明，严格的国内监管，对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从来都是正向的。大企业更应该成为守规矩的模范，更应该承担国家战略责任，这些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